秦国及秦朝的翰墨，上承殷周古翰墨之遗韵，下启汉以后中国通用翰墨之先河，是秦灭六国，和谐寰宇后通行翰墨的正统。秦的文件编纂以《秦记》《吕氏春秋》为代表，奠定了中国数千年文史编纂的模式。成就斐然，影响深化，是源流于甘肃的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秦的翰墨之演变

秦国最早使用的翰墨是籀（zhòu）文即籀文。它是从殷周甲骨、金文发展而来。闻名的《石饱读文》和甘肃礼县秦墓出土的秦公钟、秦公镈，天水出土的秦公簋铭文等，都是籀文翰墨。它与东方各国所用的“古文”不同。秦和谐六国，实践车同轨即和谐翰墨的经过中，由丞相李斯等以秦籀文为基础，或平直取用，或略减笔画，改籀文为小篆，当作秦朝通行的官方翰墨。七国技艺，“田畴异亩，车途异轨，律令异法，衣冠异制，话语异声，翰墨异形”“秦始皇初兼寰宇，丞相李斯乃奏同之。罢其不与秦文合者，斯作《仓颉篇》，中车府令赵高招《爰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，都取史籀籀文，或颇省改，所谓小篆者也。”（清·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）唐东谈主颜师古注班固《汉书·王莽传》说：《史籀篇》是周宣王太史名籀者所作。

秦公簋府上图

汉·许慎说：“秦书有八体：一曰籀文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，四曰虫书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书，七曰殳（shū）书，八曰隶书。”（清·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）王国维先生合计战国秦文，“其翰墨之什九与篆文同，其什一与籀文同。其去殷周古文较之六国翰墨为近。”“篆文固多出于籀文，则李斯已往秦之翰墨，谓之用篆文可也，谓之用籀文亦可。则史籀篇翰墨，秦之翰墨，即周秦间西土之翰墨也。”（王国维《不雅堂集林·史籀篇证序》）王国维的说法是有依据的；但许慎的叙述除分类标准不一外，它的历史性孝顺，不光是让咱们看到秦翰墨书写形貌的种种性，还在一定意旨上阐述秦朝和谐翰墨的来历、发展经过相等在中国翰墨篡改史上的地位和作用。

秦的史官轨制及文件编纂

秦的史官轨制

史载秦文公十三年（公元前753年），秦国“初有史以纪事，民多化者。”（司马迁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）这是秦设史官最早、最明确的纪录。在这之前，秦先公的历史行状和在位时分，主若是以表面流传的神色相互传播。

史载秦文公（公元前765年—公元前716年）曾“梦黄虵（蛇）自寰宇属地，其口止于鄜衍。文公问史敦（史官名敦），敦曰：‘此天主之征，君其祠之’”于是秦文公建造鄜畤，用牛、羊、猪三牲祠祭白帝。上述前一条史料阐述秦国始设史官的年代，这条史料又讲秦史官名敦的东谈主建议秦文公祠祭天主，两条史料标明秦国设史官的期间和事实。

秦公簋铭文府上图

《史记·封禅书》又载秦穆公即位后，大病一场，五日不醒。醒来后，说他梦见天主，天主命他匡助平息晋国的内乱。史官将这件事纪录下来，藏入册府，阐述秦史官记事轨制的行迹。《吕氏春秋·去宥》篇提到“史定”其东谈主，高诱凝视说：“史定，秦史。”意为史定是秦国的史官。又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传记》纪录：赵惠文王二十年（公元前279年），赵惠文王与秦昭襄王在渑池（在今河南渑池县西）会晤，“秦王饮酒酣，曰：‘寡东谈主窃闻赵王好音，请奏瑟，赵王饱读瑟，秦御史前书曰：某年月日，秦王与赵王会饮，令赵王饱读瑟’”这时，不甘寂寥的蔺相如向前说：“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，请奉盆缶秦王，以相文娱”。秦王诧异，临了很不乐意地敲了一下缶。蔺相如“顾召赵御史书曰：‘某年月日，秦王为赵王击缶’”这是秦与赵国相同有史官，奴才国君进入政事步履的明证。

司马迁《史记·张丞相传记》纪录：张苍在秦朝作念过御史，管制四方通告，故练习官府文籍和上计（父母官向朝廷陈述政绩的步履）。又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纪录：“博士，秦官，掌通古今，秩比六百石，员多至数十东谈主”，这一荒芜十东谈主之多的博士官，“掌通古今”，可见史官、史学在秦朝政事生计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。另有，秦相李斯建议焚书的奏文中说：“臣请史官非秦记都烧之。”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）也显明地反应出秦的史官轨制。

秦的文件编纂

秦国见于纪录的史学文章，最闻名的是《秦记》，它是秦的国史。若从秦文公十三年（公元前753年）算起，《秦记》比孔子作《春秋》还早50年。《秦记》的内容为秦先公先王的世次和大事记。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纪录：秦和谐六国后，焚寰宇诗书，诸侯国的史书毁坏殆尽，那是因为各诸侯国的史文牍载对秦有挖苦的言辞。史书之能复见于世者，多赖私东谈主保藏相比多，有的躲过焚书可怜。各国史书文件多藏于宫室，又多是孤本，一把火就能将其透顶灭亡，只好《秦记》地位额外，被保留住来。它虽记事不标日月年代，翰墨精炼，挂一漏万，但对君主世系、政事家权术应变等的记叙，颇有可取之处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就曾充分招揽《秦记》的府上。《史记》之《秦本纪》《秦始皇本纪》《六国年表》等都是在《秦记》的基础上，博采《春秋》等史书写成。

《纪年记》：1975年，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《纪年记》，从五十三支简文译出。据先容，它招揽纪年体的神色，纪录秦国从昭襄王元年（公元前306年）到秦始皇三十年（公元前217年）间秦国、秦朝的史事。还纪录墓主喜（东谈主名）的生平行状。它将国史与家史归拢纪录，有重要的史学商量价值。

秦的其他文件编纂

秦除史书之外，其他文件编纂效力，流传下来最有名的是《商君书》《吕氏春秋》及刻石、金文、简牍通告等。

《商君书》：它是战国后期秦国商鞅后学集聚商鞅论著剪辑而成。《四库全书·商子》摘要说：商鞅姓公孙氏，为秦客卿。秦孝公三年（公元前359年），商鞅劝说秦孝公变法，秦孝公接受他的建议。商鞅在秦孝公扶持下，实践一系列政事变革，其中枢是“农战”和“法制”。商鞅的“农战”想想是通过行政和经济妙技，把民众合股到农耕和为国作战。这一作念法收拢诸侯争霸、和谐寰宇的关键步伐，故能有劲地冲击和迫害旧的政事、经济次序，使秦的财力、军力飞速提高，成为七国之翘楚。

商鞅及《商君书》提倡的重武轻文，重本抑末，重变轻循，重刑轻赏，精致法制，从社会现实动身，收拢富国强兵、和谐寰宇的关键步伐，笃信“圣东谈主知势必之理，必为之时局，故为必治之政，战必勇之民，行必听之令。是以兵出而无敌，令行而寰宇投降”。（《商君书·画策》）由于这些想想和篡改步伐稳妥社会发展的限定，故能一呼百应，行之灵验，为秦和谐六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想路和蓝图。

《吕氏春秋》：这是战国秦丞相吕不韦主握编纂的一部政事论文集。吕不韦，卫国濮阳（今河南濮阳县）东谈主，他在韩国做交易致富，“家累令嫒”。吕不韦在邯郸结子在赵国作念东谈主质的秦令郎异东谈主，助其剿袭秦国王位，是为秦庄襄王。吕不韦由此被任命为丞相，封文信侯。秦始皇称他为“仲父”，食邑十余万户。《吕氏春秋》等于他任丞相后组织编纂的。

放马滩秦汉简 甘肃省文物考古商量所藏

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，废除传统的世卿世禄制，奖励耕战，连衡诸侯，赢得显耀的收货。秦孝公之后，经秦惠文王、秦武王、秦昭王几代东谈主的尽力，秦国经济振兴，军力康健，破纵连横，而使诸侯已困，秦过剩力，终致“强国请伏，弱国入朝”，成为和谐战争潮水中的中枢力量。然则从另一方面讲，秦自商鞅变法后，侧重武功和政事法子，而不爱好想想文化建造，诸子百家在东方各国走头无路，而在秦国则阒（qù，意为婉曲）然无闻。吕不韦面临这一短板，乃从东方各国招来3000多名文人养作念食客，荧惑他们著书立说，言行家殊。于是儒、墨、谈、法、阴阳、纵横、兵、农、名家等学者无穷无穷，集聚秦国，全心于学术商量。

吕不韦兼采诸家之长，剪辑为十二纪，八览、六论，共二十余万字的《吕览》，后更名为《吕氏春秋》。其政事想想主要包括：

法寰宇的想想——合计：“天谈圜，纯正方。圣王法之，是以立高下”“主执圜，臣处方。方圜不易，其国乃昌”。教导统治者严格解任天时、地宜和东谈主纪的表率行事。

东谈主主为政的想想——《吕氏春秋》的“十二纪”以时分为序，枚举一年十二个月顺天行事的基本内容，“十二纪”分为六十一个子目；“八览”分为六十三个子目；“六论”分为三十六个子目，全书臆测一百六十篇。它肤浅、深入、系统地商量君主的政事来由、品格、职责及为政之谈。合计君主是为寰宇而设的，故其品格和职责要公，要成心于寰宇。其为政之谈提倡许多原则性倡导。最主要的，除法寰宇、随时变外，还要保握国度想想法令和谐，行孝谈、纳忠言，“正名审分”即循名责实、草庐三顾、善用民力。用民之谈领先要爱民，顺民意，从民望，一切以民为起点和归宿。

因时变法的想想——在传统轨制与现实的关系上，明确地提倡“时局异也”，要“因时变法”。不可照搬现成的法。提倡立法时，关于先王的“成法”要“法其是以为法”，即学习先王针对现实立法的原则，切不可原封不动地照搬成法，如法泡制。作家指出：“治国无法规乱，遵法而弗变则悖，悖乱不不错握国。世易时移，变法宜矣。譬之若良医，病万变，药亦万变。病变而药不变，向之寿民，今为殇子矣。”

用兵之谈和止兵之术——针对其时社会流行的“偃兵”即罢手用兵说，《吕氏春秋》提倡“义兵”说，以调动前说的偏颇。合计争斗是不可幸免的。自上古初民以来就有之，“五帝固相与争矣，递兴废，胜者用事”。皇帝、君主都是从斗争中产生。禁不住、止不了，“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”。要看用兵的性质若何，而不是止不啻兵的问题。“兵不可偃也，就像水火。善用之则为福，不可用之则为祸。”义兵是处理寰宇的良药。君主若真能兴义兵，“以诛暴君,而振（拯）苦民”，庶民一定会得意而投向“义兵”。作家把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大类，拥护正义战争，反对不义之战，并提倡以国度里面得到处理，来注意外敌的要紧，这些都具有积极的意旨。

重农抑商的想想——该书剿袭商鞅变法的想想效力，倡导重农抑商。如《贵当》篇说：“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，古今无有。”《上农》篇说：“古先圣王之是以导其民者，先务于农。民农非徒为地利也，贵其志也。民农则朴，朴则易用，易用则边境安，主位尊。民农则重（珍摄），重则少私义，少私义则公法立，力专一。民农则其产复（加多），其产复则重徙，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。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（合），不对则不不错守，不不错战。”这些不雅点，都与商鞅的想想如出一辙。

《吕氏春秋》在史学上是一部典范性文章。其兼容并包的史学方法，职业于当世的编史方针，草创一格的文学神色，都为后世史家确立样板，引来不少效法之作。历史上关于其书的评价不一。汉东谈主高诱说：“此书所尚以谈德为方向，以平凡为法纪，以忠义为品式，以公方为检格，与孟轲、孙卿、淮南、扬雄相内外也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·吕氏春秋摘要》也细则地说：吕不韦诚然是一个庸东谈主，但他编纂的这部书，却比其他诸子的论说愈加纯正。它以儒家想想为主见，兼取谈家和墨家学说。较多地援用儒家“六经”的翰墨和孔子、曾子的话。其他方面，论音乐时援用《乐记》，论铸剑时援用《考工记》。引文虽不注明原作篇名，仍不错把柄所引翰墨查到原作。它所引《庄子》《列子》的话，都不取其怪诞放肆、无所缅想的内容；援用《墨子》也不取其品评儒家和商量鬼神的阐述；关于纵横家的方术，刑名家的不雅点则一无触及，可见其握论严谨，后世商量这部书的东谈主，因为轻慢吕不韦的东谈主格，故对此书的评价也不高，这不是公允的格调。

《吕氏春秋》不仅弥补秦诸子之学的不及，也为秦国的和谐相等后的政权建造提供了丰富的想想表面、历史教训和政事决策。其纪、览、论的编纂神色，在史书编写上亦然一种创新。它是秦国粹术文章的要紧效力，亦然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。

刻石、金文、简牍文件：前述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秦代著述，还有《羊子》《黄公》《奏事》等。其中“《奏事》二十篇”下注：“秦时大臣奏事，及刻石名山文也。”可见它包括秦始皇东巡刻石相等他石刻府上。

《不其簋铭》是秦庄公时（公元前821年—前778年）的遗物。像这么的鼎、簋等青铜器铭文，在甘肃出土了好几件。

简牍是战国至秦朝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，在湖北、四川、甘肃等地接踵发现秦简五万余枚。其中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460枚秦简尤为引东谈主注意。考古责任者从放马滩出土秦简中整理出《日书》甲乙两种和《墓主记》（又作《志怪故事》）。《日书》当作古东谈主采取出行、作念事的时日，避凶趋吉的器具书，内含社会经济、政事、文化、想想、习气的重要府上。《墓主记》包含秦国官制、下层行政机组成就等府上。更有学者将其看作是中国志怪演义的伊始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现在东谈主们整理出来的、记录秦国东谈主在今天甘肃地区步履的简牍文件其实还有许多。

（作家：李清凌）

（开端：甘肃日报）开云体育